◎刘雯

日前，《中国第一财经周刊》发布了一份《2017中国大学排行榜》。为了突出学生在大学中的主体作用，这份榜单不仅将学术成果纳入报告体系，还设置了同龄人、公司人、生活圈和城市等考核指数。报告一出，很多人认为这种考核方法有想法、有创意，但也有人对某些211学校竟然垫底的结果感到不可思议。究竟大学排名的指标设置是否科学?应该赋予多少权重、采用怎样的计算方式才能使结果尽可能客观?

大学排名虽然不能做到百分之百客观，但是背后反映的恰恰是我们对“什么是一流大学”的内在价值判断。每年开学季必刷一次的世界大学排名测试图把各大学放到全球舞台上逐个检视，这些榜单或多或少为即将入学的学生和家长提供了一份参考“指南”，也加强了大学之间的竞争意识。但另一方面，大学排名似乎也成为资源倾斜的一根魔法棒，造成“强者愈强、弱者更弱”的局面。怎样看待和设计大学评估体系，本质上在于我们如何理解大学、知识和教育的内涵。世界各国的权威大学排名榜单，其实也折射出了不同国家的核心教育价值观。

英国：学术实力是打榜根本

在英国，商业化机构的大学排名起步早，影响力比较大。《时代周刊》、《金融时报》、《卫报》、《太阳报》纷纷发布顶尖大学指引，并且获得了大量的社会关注。但和世界其他国家相比，英国的大学排名非常“传统”，它们通常特别关注教学和研究质量。综合来看，教学方法和质量这个指标占了英国各大排名机制中近40%的比重，而其他国家在这方面平均下来只有5%。

在权威性较高的《泰晤士高等教育》(THE)的排名中，没有本科生教育或者5年内产出少于1000篇文章的学术机构将无法进入榜单考虑范畴。2018年世界大学排名中，教学、研究和文献引用量指标的权重各占到30%，国际化指数占7.5%，企业经费占2.5%。

除了讲究学术功底，一所大学如果要跻身世界一流大学排行榜，还必须拥有全球眼光，这种眼光是从区域范围内的合作开始的。早在上世纪90年代，欧盟就发布了《博洛尼亚宣言》，推动建立统一的学分认证体系，鼓励跨国合作教学、促进学生的流动性，2000年3月又提出“里斯本策略”，关注知识、重点发展学习经济，同时借此提高欧洲高校的教学和研究质量。

随着全球化进程的深入，英国有意识地在全球部署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的战略。英国布里斯托大学教授露丝玛丽·迪姆在其论文中提出，为了建设世界级别的教育体系，必须使用三样法宝：一是理解我们所生活的世界存在不同的社会价值和文化取向，以及我们作为全球公民所能带来的变化;二是了解构成世界级别教育的标准，并比对这些标准来衡量自己并尽可能和它匹配;三是致力于成为一个全球合作伙伴。也就是说，研究型大学的核心要义除了教学、研究、知识转化，还必须包含国际化水平。国际化的必要性在于，一所大学不仅需要对人类知识有所贡献，更重要的是让这些知识在全球的学术社区中得以分享，从而不断拓展我们理解世界的边界。

日本：生源在大学排名权重最高

日本最早的一批大学是借鉴德国大学模式运作的，早期政府大力投资的几所大学被称为帝国大学，它们的定位和名字一样高大上，主要任务是从美国和欧洲引进先进的知识，发展人文资源，尽快为国家现代化找到研究支撑。

日本大学的发展离不开数次改革浪潮。首先是上世纪80年代大学去行政化进程。教育部放宽大学成立和设置研究项目的标准，并出台了强化评估和管理能力等一系列改革措施。帝国大学由此受到了包括高等教育扩张、政府严苛的预算、频繁的行政化改革等一系列挑战。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日本大力发展自然科学技术。针对国际社会上“日本的科学活动不过是搭乘其他国家基础研究成果的免费快车”的批评，日本政府从1996年开始每隔5年确定一个科学与技术基本计划，加大投入，狠抓创新。卓越中心项目(COE)和旗舰大学工程都是有益的尝试。

可以说，日本大学的发展是以强烈的国家意识驱动起来的。在日本人的心中，顶尖的研究型大学名单基本上被10所左右的大学垄断，地位最高的是东京大学、京都大学、北海道大学等七所帝国大学，接下来是三所优秀私立大学：庆应义塾大学、早稻田大学、立命馆大学。

过于看重学生生源是日本大学排名机构进行大学排名的一大特点。日本 Recruit 有限责任公司在上世纪90年代初期开展大学教育的学生满意度调查，Asahi 报纸也开始发布大学排名的年刊，涉及的指标多达40多种，而出版物、资金支持、学生生源三项指标权重都可以排进前三。

日本的大学排名是长久以来日本大学质量评价体系的一部分。由于帝国大学象征国家最高荣誉，入学门槛很高，一开始官方只能依靠学生生源来区分大学的水平。进入21世纪，市场驱动型外部评价组织才崭露头角并逐渐发展，包括专业或产业化的评审机构、商业周刊等等，还有一些教育机构的自我评价体系和国家的公共评审机构，但是无一例外，学生生源都被保留下来成为评价大学水平的重要标准。

除了商业机构，一些国内的公共评审机构也为大学安排“座次表”。日本大学评价学位授予机构 (NIAD) 属于日本教育部，评估日本大学及其财团教育、研究活动。但是NIAD官僚的运作模式常常受到诟病，它的评价范围仅限于99家国家公立大学，和总量近400所的大学数量相比，覆盖面太小。但是NIAD有一个不错的出发点，就是要保护全国性公立大学的自主性，避免这些大学直接受到首相办公室的评判，客观上它巨大的数据库也为商业机构的大学排名提供了更详细的数据参考。

但是也许因为帝国大学等级过于分明，日本民众对外来机构划分高等教育等级这件事具有强烈的排斥感，以至于出品大学排行榜的商业机构只能澄清：只是以排名来发现专业领域内隐藏的优秀学术机构。这些机构也不会花尽心思去考察多元指标，像欧美国家一样去立场鲜明地宣称自己的客观和全面，算是世界排名体系中的一股“清流”。

日本大学排名使得学生对大学教育的内容和配套服务产生了更多的兴趣，但没有改变基于学生入学门槛的等级系统，对学生严格挑选的大学往往会排在榜单靠前的位置。家长和学生也倾向于产生与排名一致的印象，尽管它们有时并不一定能提供充分全面的信息。

那么，日本人就不想建设世界一流大学吗?当然不是。相对于世界大学排名，日本更重视如何走出高等教育所附加的帝国主义色彩，推动研究机构的专业化发展，建成各有特色的世界一流大学。2005年教育部的建议案《日本高等教育的未来》开始强调大学的功能专业化和发展特色，政府督促每所大学根据自身的优势阐明各自特点，并建议大学最好具备一定的功能，包括提供世界级教育研究中心，发展高度专业化的人文资源，成为本地化终身学习中心以及提供社会服务等。

美国：私立名校永远占据榜首

在美国，处于排行榜顶端的永远是历史悠久的几所私立大学：哈佛、普林斯顿、芝加哥、耶鲁、斯坦福等等，位居美国大学榜首的私立大学和其他世界一流大学的最大区别在于可获取的巨量资金。这些学校每个学生平均每年的支出多达14.8万美元，而其他的学校只需要3到5.2万美元。

一个典型的美国大学排名的过程是这样的：第一步，从合作数据库的全球名誉调查数据中选出一定数量的大学，去除重复数据，得到一个参选大学样本。第二步，分别计算13项指标。US News 2018年大学排名的参考指标中，本科学术声誉、退学率、教师资源的权重都在20%以上，其他则包括学生生源、财政资源、毕业率、校友评价或捐助等。名誉型指标采取调查打分的方式，70%受调查者是学术员工，其他包括研究人员、毕业生等等，他们需要从学术机构的整体水平而非某一个专业领域或者部门的层面加以评估。文献计量学的指标，如出版物等则根据合作数据库资料来打分。第三步，计算。结合13项指标和统计学中的阿特曼模型(z-score)调整数据，得到大学全球总分，最后根据总分进行排位。

在排名方面，美国大学排名机构的数据更多来源于同行评判或是大学自愿提供的信息，排名也具有一定的学科偏好：大多数选出的世界一流大学都拥有顶尖的医学院，在生物科学等自然科学领域具有显著贡献的机构显然在排名中更具有竞争力。

同为世界一流大学，美国公立大学有更明确的职责，他们不仅需要良好的硬件，而且需要具备承担社会责任的“软实力”，用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利大学前校长尼古拉斯·德克斯的话来说就是：公立大学需要在大规模范围内提供通往卓越的路径。相对于美国卓越的私立大学，公立大学与政府联系更加紧密，也能吸纳更多家庭经济状况欠佳的学生。

尼古拉斯认为，未来的世界一流大学需要构建多样的学术目标，除了守住学术标准、履行大学的社会责任，还需要建立囊括各种研究机构的全球高等教育系统。世界一流大学的未来在于：大学不再是为国家经济输出知识劳工的机器，学校需要建立公私之间的新关系，而且需要跨越国家边界，因为大学在为全球问题提供全球方案。

伯克利大学正在搭建的“伯克利全球校园”有一个愿景——要让世界一流的研究型大学成为整个国家和全体国民参与世界，连接校园、地方产业和世界范围内创新人员的重要节点，将全球人才、资本吸纳到美国。

都柏林理工学院教授艾伦·哈泽尔科恩认为，大学排名之所以如此火爆，甚至从一个消费品上升到全球战略工具的高度，得益于四点：一是知识的地位提高了，使得经济发展从资源密集型转化为智力密集型;二是对智力的需求增加，使得各个大学面临更大的招生压力;三是高等教育不再是社会的负担，而是变成生产型经济的一个活跃分子，对它的管理问题就成为一项政府政策问题;四是学生成为高智能的消费者。

可以预见，伴随着未来一流大学建设的方向，未来的大学排名也将更加注重考察教育的过程和输出，而不仅仅是前期资金等资源的投入。比如更加注重考察学术项目的合理性、毕业生对项目的满意度，保证学术质量制度的有效性，研究机构如何致力于培养学生的高效学习习惯等等。本版插图/韦尔乔

关键词： 排名榜 价值观 大学